如何协调登记机构与法院之间关系，使其针对此种业务建立互通机制，协助当事人完成物权登记乃是解决此问题之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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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，针对确认和形成类调解书，按照所确认和形成的物权归属，可予针对固有理论进行突破，对此类文书进行协助执行，一则免去了登记机构为涉诉而规避风险的考虑，二则方便了申请执行人，保护了当事人利益。同时此类文书作为历史遗留，其体量毕竟有限。在实践中，亦有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此二类诉讼的执行问题进行了探索，鉴于各地不动产登记并不规范，当事人胜诉并不能保障其顺利完成登记，一定程度的司法干预不仅利于稳定，亦能保护产权人之合法利益。
另一方面，作为登记机构，在强化自身业务素质的前提下，针对此种存在争议或疑问一时难以决断的问题，应采用灵活多变又足以有效规避风险的方法应对。比如倘若当事人持2016年3月日之前生效调解书至登记机构单方申请登记，法院又执意不配合协助执行，那么登记机构应在仔细询问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前提下，对生效调解书之效力、调解书所涉当事人之意思及潜在的争议风险排除等展开工作。通过与法院沟通了解调解书是否已经送达签收，有条件的可要求办案法官签署意见，针对不能到场的当事人可采其他方式沟通了解其意思排除异议，此外亦采用公告的形式，将当事人单方申请之要求予以公告，以排除异议。
同时考量生效调解书是否符合《解释一》之涵盖情形，对于此范畴之内的，其争议及风险性本身较小，其通过以上方法足可最v大限度的降低风险，而针对其他类别之调解书，比如以物抵债调解书，因其并不属于《解释一》之涵盖范畴，且其具备给付内容，故而宜不予受理其单方申请，应建议其申请司法协助执行后再单方申请登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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